近幾十年來，中國人的信仰問題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。受一些外來學說的影響，有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沒有信仰的國度之一，還有人據此對中國的未來作出悲觀的判斷。揆諸史實，說中國歷史上沒有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則可，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自己的信仰則實在令人不敢茍同。除了宗教信仰，還有文化信仰，是對某種文化價值的體認、信奉和遵循。中國幾千年的傳統(tǒng)社會中，仁義之道就是廣大民眾生活的準則，是他們生命中的信仰。
圣哲之求道
信仰是人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本體性關懷，是人類超越有限追求無限、超越現實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動。借助于信仰活動來表征和實現自我超越，成為人類區(qū)別于動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標志。商周時代，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天神天道信仰。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處于人類軸心時代，老子、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價值的探索，正好具備實現思想突破、完成人類自我超越使命的歷史條件。對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，他們都用一個“道”字來表達。
從《論語》一書中，可見孔子對“道”極端重要性的認識。他認為，相比于“道”，吃飯穿衣皆不必太計較，君子應該操心的是“道”的尋求與實踐，這樣生命才有價值和意義；即便聞道后馬上會死去，也在所不惜。如果“道不行”，不如“乘桴浮于海”（《公冶長》）。孔子的這種心理活動就是一種自我超越，體現了人類使現實存在狀態(tài)趨向于理想的努力和沖動。
作為儒家創(chuàng)始人，孔子要求自己的學生成為君子儒，不要成為小人儒�？鬃犹岢鼍又赖膬热菔侨�、智、勇三項，而以“仁”居首。至于仁的意蘊，“仁者愛人”“克己復禮為仁”等名言，人們已耳熟能詳�？鬃訒r常提到的誠信忠恕義、溫良恭儉讓等德目，都在“仁”的涵蓋之下，并由此構成孔子之“道”：“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。”（《雍也》）
孔子
對于“道”之見諸行動，孔子及其門人有三點認識。一是“道不遠人”，即道離人們很近，應從身邊做起，“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（《述而》）。二是“人能弘道”，道的作用需要人去廓大，強調士人的責任。三是“天下歸仁”，期望所有人為仁由己，從而達到社會安寧的局面。
孔子之道，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實的繼承者和最堅定的推進者，其貢獻主要在以下幾點。一是將“義”提到與“仁”并列的地位。他在談到“尚志”途徑時說：“仁，人之安宅也；義，人之正路也。曠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（《離婁上》）二是將仁義由個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領域。梁惠王詢問何以有利于國家，孟子回答說：“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他還論證說：“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。”（《離婁上》）三是從性善論的角度論證“人皆可以為堯舜”。四是從人禽之別的高度論證必須“由仁義行”，他說：“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”（《盡心下》）又說：“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倫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”（《離婁下》）此外，他同孔子一樣，高揚士人衛(wèi)道的剛強精神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！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
與孟子約略同時的荀子，對仁義之道同樣有深入的闡發(fā)。荀子講仁義之道，其特點是同“禮”聯系起來：“先王之道，仁之隆也，比中而行之。曷謂中？曰：禮義是也。”（《儒效》）又說：“故人之所以為人者，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，以其有辨也”，“辨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禮，禮莫大于圣王”（《非相》）。荀子透徹的分析，使仁義之道的社會價值更為彰顯。
儒家代表人物倡導的仁義之道，在《周易·系辭》中有一段經典的概述：“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”經過眾多儒家學者的研習和宣揚，仁義之道在戰(zhàn)國中后期已為不少諸侯國上層人士所接受，得到廣泛傳播。
賢達之弘道
漢高帝十二年（公元前195年），劉邦自淮南至魯，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，開帝王祭孔之先河。從此，儒家學者開始對仁義之道不遺余力地加以傳播。
在漢代傳播儒家仁義學說的過程中，影響力最大的無疑是董仲舒。他在給漢武帝所上“天人三策”中，主要是從政治層面論道。他說：“道者，所繇適于治之路也，仁義禮樂皆其具也。故圣王已沒，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，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。”“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當修飭也。五者修飭，故受天之佑，而享鬼神之靈，德施于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”他根據自己的天道觀提出：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。”希望漢武帝“興仁誼之休德，明帝王之法制，建太平之道也”。后來，他出任江都相，又有“夫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”一段名言（《漢書》本傳），在仁義之道的傳播中影響深遠。
董仲舒
到了唐代，韓愈以辟佛道、維護儒家正統(tǒng)地位為己任，有《原道》之作。他說：“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。”“其為道易明，而其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，以之為人則愛而公，以之為心則和而平，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常，郊焉而天神假，廟焉而人鬼饗。”他認為只有實行仁義之道，人生、社會乃至鬼神，才能各得其所。其后，李翱又著《復性書》，探索人由情惡變?yōu)樾陨频耐緩�，以使更多的人走上仁義之路。
儒學的發(fā)展，至宋代達到頂峰。追求經世致用者，有王安石的新學、司馬光的朔學、蘇軾家族的蜀學和陳亮的功利學派。理學一派則前有北宋五子邵雍、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奠基，程顥還被學者尊為“明道先生”，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，完成了理學體系的建構。兩派雖于內圣、外王各有側重，但對仁義之道內涵的開掘極其深入。他們和前代的董仲舒、韓愈等人一道，構成仁義之道傳播鏈條上的重要環(huán)節(jié)。
相對于廣闊的社會需要而言，思想家的儒學傳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。好在還有其他弘道方式。南北朝末期，顏之推撰巨著《顏氏家訓》，涉及家庭倫理、處事原則、人生禮儀等諸多方面，對整個宗族具有重大引導作用。影響所及，帶動了后世大量家訓作品的問世。宋代以后，宗法作用日益提升，各地家族譜牒大量產生。每部族譜依例皆有家訓、家規(guī)的篇章，包括孝父母、和兄弟、敬祖先、睦宗族、忠君上、篤師友、戒驕淫、務耕讀、制財用之類的日常生活準則，成為傳播仁義之道的絕佳途徑。且以新近發(fā)現的湖北省羅田縣民國《晏氏庚午宗譜》為例。譜中除了《首傳一》收載《戶規(guī)》外，《首傳二》一整冊皆為明清時期的“先祖遺訓”，包括《圣瑞公訓詞八則》《偉人公家誡十六條》等14種。其《圣瑞公訓詞八則》論“積德”云：“積金以貽子孫未必能守，積書以貽子孫未必能讀，不如積德以為子孫長遠計。試觀自古厚德人，未有不受天厚報。今人一遇困窮，即怨天待己薄，行一善事即欲責報于天，此其人心不能行善事，雖行善亦非真善。濟世之心爭誠偽不爭大小，總須出于真摯，量力而行，自有無量功德，上資祖考，下蔭子孫。”諸如此類由各地鄉(xiāng)紳所作的家訓、家規(guī)，文字上或許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，卻將仁義之道生活化、通俗化，用語比思想家更鮮活，易為普通人所接受。尤其是家訓、家規(guī)出自各族先人或鄉(xiāng)賢之手，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親切感，能將其作為行動的指南、生活的向導。
士民之循道
通過各種渠道的傳播，仁義之道成為傳統(tǒng)社會的核心價值觀，進入到人們的潛意識中，與其生活水乳交融。就其基層民眾而言，他們的行為雖然沒有那么轟轟烈烈，卻實實在在地顯示出仁義之道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來。各地的方志、宗譜中，這類記載不勝枚舉。這里以明清武昌的一個周氏家族為例。據清代咸豐、光緒年間先后編纂的三修、四修《周氏宗譜》記載，這個家族在元朝末年由江西鄱陽遷入武昌。明初，二世祖周縉任永清典史，代行知縣事務。值靖難之役，周縉站在建文帝一方。燕王朱棣稱帝后，周縉被捕入獄，其長子周瓛自愿代父服刑。而其次子周琳以長兄應在家中主事為由，態(tài)度堅決地去替父服刑，后戴罪立功，戰(zhàn)死于沙漠，可謂忠孝兩全。其后，這個家族以詩禮傳家，耕讀為業(yè)，后嗣興旺發(fā)達，涌現出不少熱心鄉(xiāng)邦事務、從事慈善活動、孝老愛親、遵紀守法之類的人物。
至于士大夫階層，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更要強烈，為了政治信仰敢于做出常人難以做到的事情。如東漢桓帝、靈帝在位期間，宦官勢力膨脹，把持朝政，“手握王爵，口含天憲”，致使政治局面混亂，社會秩序蕩然。這時，以李膺、陳蕃等人為代表的一派正直官員挺身而出，同宦官及其爪牙作斗爭。以郭泰為首的成千上萬的太學諸生堅定地站在他們一邊，為國家命運奔走呼號。
對于歷史上敢于堅持信仰、奮力抗爭的人物，宋代的文天祥曾創(chuàng)作《正氣歌》予以贊頌。從“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孤筆”直到唐代藩鎮(zhèn)割據期間的正義之士，時窮節(jié)乃見，是因為他們正氣在身，“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；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；三綱實系命，道義為之根”。而文天祥本人同樣充滿浩然之氣，他堅定不移地保衛(wèi)南宋江山，拒絕投降，“臣心一片磁針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（《指南錄》）。在《過零丁洋》中，又留下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詩句。在他死后，人們還從其衣帶上發(fā)現他的絕筆贊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圣賢書，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后，庶幾無愧。”（《宋史》本傳）在古代為政治信仰而奮斗的人物之中，文天祥很有代表性。
文天祥
及至清朝后期，在反抗外來侵略、變法圖強的事業(yè)中，眾多堪稱民族脊梁的人物胸懷大義，使仁義之道的內蘊進一步升華，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。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虎門銷煙，抗擊英軍進犯，維護國家利益，卻遭到誣陷，被發(fā)配到遙遠的新疆伊犁。與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別，他沒有為個人的遭遇長吁短嘆，而是心系社稷。其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》中，表達了“茍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”的壯烈情懷。在這常人會感到心酸的時刻，他竟然不失幽默之性，詩以“戲與山妻談故事，試吟斷送老頭皮”作結，顯得極其從容淡定，實在是他內心深處堅定的信仰使然。
戊戌變法失敗后，維新人士譚嗣同面臨殺頭的危險，他是有機會逃走的，友人也勸其逃走。這位撰寫過《仁學》的倔強的湖南人，下定決心要用生命去實踐仁學，以鮮血來喚醒國人，故在臨刑前還留下了“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昆侖”的悲壯詩篇。真正的愛國者之循道，是不惜以身相殉的！
譚嗣同獄中題壁
以上簡略的論述說明，中國歷史上產生了為華夏文明演進而求道的先哲，涌現出從思想家到鄉(xiāng)紳的龐大的弘道隊伍，更有一代接一代的民眾真心誠意地循道、難以計數的志士仁人不惜以身殉道。人們常常驚嘆中華古老文明的延綿不斷，這就是最深層的原因。不久前，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重要講話中強調：“人民有信仰，民族有希望，國家有力量。”這是立足于中華五千年文明歷程的戰(zhàn)略思考，意蘊深邃，目光遠大。在當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工作中，確立全民族共同的信仰至關重要。我們應該充分發(fā)掘仁義之道這一寶貴遺產，從古人的嘉言懿行中獲得啟迪，引歸身受。這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，是有積極意義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