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一青衿功名終其生，身后擁有“中國新聞報紙之父”、洋務先驅(qū)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文學家等無數(shù)輝煌頭銜的王韜，是身歷晚清大變局的局中人，又是跳出局外、睜眼看世界的先知者。在顢頇老大的中華帝國中，在依然陶醉酣睡于孔孟之學的朝野文化精英群體中，他是一個不蹈常規(guī)、介于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之間的過渡性人物。然而王韜研究至于今日，似乎已至瓶頸：看似豐富的各門類研究之間缺乏融通，從而影響研究的深入，成果雖多，似難免隔靴搔癢之憾。何故？文獻不足是致命點。不足有二：其一，著作大多未經(jīng)整理點校；其二，早年與晚年文獻尤其匱乏。目前王韜著作文本大都未經(jīng)整理出版、以原始狀態(tài)分散于海內(nèi)外各藏書機構、獲見不易，因此，編纂《王韜全集》為學界所期待。
新近由陳玉蘭點校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王韜詩集》，堪稱全集編纂的第一步，王韜曾說自己的詩“境遇閱歷悉在于是”、“足以見我性情”。晚年詳列一生著作三十六種，其實此應是經(jīng)其刪汰、自許可傳世者，其他零星著作尚有二十余種未計入，而他生前付梓者僅十二種，迄今為止經(jīng)過點校整理者也不過十七種。弢園詩詞的整理，此屬首次。
為了最大限度地窺見王韜詩中的“境遇閱歷”，還原弢園詩歌的“本來面目”，整理者秉承前輩學者傅斯年所提倡的“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”的考古精神，窮搜冥討，從臺灣“中研院”和上海圖書館的故紙堆中搜集到了王韜詩詞的四種稿本，以王韜生前手自編刊的六卷本《蘅華館詩錄》為主體并據(jù)以為底本，對四種稿本進行比勘：《畹香仙館遣愁編詩集》是王韜早年的詩作，是“代表了王韜生命軌跡和思想歷程的邏輯起點”；《弢園詩詞》乃晚年之作，“就詩而言與《蘅華館詩錄》在時間上有連續(xù)性和延續(xù)性，當為王韜晚年手自刪定本，可補增訂重刊本之缺”；《弢園集外詩存》載錄的是青樓勾曲的贈妓憶舊與懺悔綺游，反映了王韜晚年生活的另一面；《弢園未刻詩稿》因已刊入六卷本，故僅供參校。四種稿本，于六卷《蘅華館詩錄》之外，構成《王韜詩集》的《外編》，弢園老民早年、晚年詩作的缺失由此得以補足，此為整理者的第一大貢獻。
《王韜詩集》整理的第二個貢獻：勾稽弢園老民七十年“閱歷境遇”，還原其人其詩的“本來面目”。分四點簡述之：
1、存目的設置，即校點原則之第一條。
《弢園未刻詩稿》全部與《弢園詩詞》部分作品，因已納入《詩錄》卷六，故不再重復錄出，但為保持兩種稿本的原始樣態(tài)，遂在《外編》中悉依稿本舊序列出詩題，如此，既不妨礙王韜手自刪訂《詩錄》的完整性，又保持刪訂之初稿本的原生態(tài)，王韜刪訂過程中作品的去取和標準，也可從中揣摩一二。
2、存原貌，即校點原則之第二至四條。
稿本的存世充分展示了王韜“二節(jié)、三改、四仍原本”的過程與痕跡，整理者不以己意擅作改動調(diào)整，而是保留稿本原有的編排次序，亦通過校記的說明，保留從詩題、詩小序、夾行注至字句錘煉改動等的動態(tài)變化，從中可見作者完整的文學創(chuàng)作過程。
3、校記，可視為存“本來面目”的文字說明。
校記之撰，最能見出整理者對文獻蒐輯與熟稔的功夫、�？陛嬝哿�、沉潛耐久的細心。以自《申報》輯佚論，校記中每標出某詩詞發(fā)表于《申報》某年月日，既可為詩歌系年的參照，對考稽詩之本事亦不無幫助，如：《蒙苕溪花月吟廬主人贈詩敬酬一律》，校記即注明“輯自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《申報》”。
4、輯佚。
王韜詩詞的輯佚，依托于全集的編纂，“輯佚的來源主要有日記、筆記、游記、尺牘、小說等。尤其是日記，它通常是王韜日常創(chuàng)作的第二載體，并且往往對創(chuàng)作源起等有諸多的關聯(lián)性說明，有助于文本的解讀與勘定”，故搜羅頗稱美富。“所有輯佚作品，匯為《蘅華館詩補遺》及《眉珠庵詞補遺》，大略依時排列”。由輯佚成果看，日記與游記確乎構成第一來源，其次則是《申報》，得詩五首，而作為輯佚重要來源的文字出處，同時也是校勘的首選依據(jù)。
古人嘗慨言，校書如掃落葉，旋掃旋生。點校詩集，亦是如此�！锻蹴w詩集》的整理，貢獻者之巨已如前述，然不足之處難免。
一是輯佚未及而遺漏者。
如《申報》光緒十二年丙戌四月初三日（1886年5月6日星期四）有：
高昌寒食生《新月》一詞，為吳新卿、陸月舫兩眉史作也。月舫久居歇浦，名噪勾欄。新卿甫自當湖來，見者傾倒，寄鷗主人尤亟賞之。前日小于寫韻樓，酒半，眉史捧觴為壽，并乞小詩，口占二十八字調(diào)之。
丁字簾櫳亞字欄，高樓雙語聽間關。行人贏得仰頭看，眉子修來月子彎。淞北玉魫生待定稿。
二是校記有可以補充完善處。既為全集整理之第一步，則當盡量運用已有的各類文獻，譬如輯佚來自日記游記者，是否考慮發(fā)揮日記游記之功能，以之為詩詞詮解之佐證，并于校記中列出，既有助于知人論世，也減去研究者翻檢之勞。如輯自《東游日記》的《行至紅花埠口占二十八字》：“仲則銷沈題壁句，樊川孤負看花心。佳人老去才人死，那有心緒付短吟。”不妨出一校記，摘錄日記中相關段落如次：
（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年十一月）十七日。三點鐘即行，星月皎潔，寒氣逼人。行六十里，至紅花埠午尖，幼亦太守、翰飛茂才俱有題壁詩，必欲余吟一絕句，乃口占二十八字云……
又如前所舉輯自《申報》的《蒙苕溪花月吟廬主人贈詩敬酬一律》，此詩之前有《讀王紫詮先生題高昌寒食生詩敬贈即求教正》：“殺賊中原志未酬，飄然天外策驊騮。吳山越水尋詩夢，蓬島瀛洲證遠游。壽世文章開一代，及身事業(yè)已千秋。阿蒙吳下號寒句，慚愧騷壇謬見收。（先生曾以拙著采入《海陬冶游錄》中）苕花月吟廬主后學沈云拜稿。”若在校記中一并錄出，不但可旁注“苕溪花月吟廬主人”即沈云，知曉弢園老民的交游，更有助于認知此詩的寫作緣起。
當然，受點校體例所限，《王韜詩集》的校記似乎也不宜太過展開，在以后的《王韜全集》編纂中，如果能將這類相關資料附錄于后，無疑將會大大便利研究者利用。
重視王韜未刊詩稿本并加以整理，整合他的如日記、筆記、游記、尺牘之類的其它著作文獻，對他的散佚詩歌進行輯佚，并將其詩詞和與詩詞構成一定互文關系的紀實性小說、散文加以對比參照性解讀，這樣才能明晰王韜創(chuàng)作的環(huán)境背景，理清其各類創(chuàng)作的邏輯關聯(lián)，以生態(tài)還原式的考察，加深對其作品的理解，從而使王韜文學研究走向深入。也只有這樣，才能合成王韜作為一位人格結構復雜、情感體驗多元、人生閱歷豐富的文人形象的完整性，從而為全面考察王韜并加以合理的歷史定位奠定基礎。
對王韜研究的全面與深入，有賴于王韜研究資料的整理與發(fā)掘。還原弢園老民的“本來面目”，前提必然是還原他的著作的“本來面目”。作為《王韜全集》的編纂者和王韜其人其文的研究者，我們有理由寄予更多的期待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