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3月27日，習近平主席在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指出：“中國人早就懂得了‘和而不同’的道理。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國史學家左丘明在《左傳》中記錄了齊國上大夫晏子關于‘和’的一段話：‘和如羹焉，水、火、醯、醢、鹽、梅，以烹魚肉。’‘聲亦如味，一氣，二體，三類，四物，五聲，六律，七音，八風，九歌，以相成也。’‘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若琴瑟之專壹，誰能聽之？’”
《左傳·昭公二十年》里齊國名相晏嬰論“和”與“同”的這段話，以正反對舉的方式，講了“和”重于“同”的道理。習近平主席引用這段話，生動而深刻地表明處理國際關系以及對待世界不同文明間的交往，應持有的“和而不同”的態(tài)度和基本原則。
晏嬰所論之“和”，在先秦時期可以寫作“盉、龢”，這兩種寫法恰好分別對應著五味調和與聲音相和。當宰夫烹魚時，只有“齊之以味，濟其不及，以洩其過”，才能做成美味。“齊”是“益”的意思，“洩”是“減”的意思，用唐代經(jīng)學家孔穎達的話說，就是“齊之者，使酸咸適中，濟益其味；不足者，泄減其味大過者”，此之為“和”。音樂之“和”也大體如此。晏子又以此喻指君臣關系曰：“君所謂可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謂否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無爭心。”他的意思是說，君認為可行的事情而其中有不可行的因素，臣可以勸阻其不可行的因素，來使其可行的事情更加完備。反之亦然。如此，政事才會平允，老百姓才會沒有爭斗之心。所以《國語·周語》中說：“夫政象樂，樂從和，和從平。聲以和樂，律以平聲。……德音不愆，以合神人，神是以寧，民是以聽。”《尚書·堯典》曰：“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協(xié)和萬邦。”《中庸》云：“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”因此，對“和”的描摹與向往，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里很早就有的一種深沉的精神追求。
晏嬰所論之“同”，主要是針對當時齊國嬖臣梁丘據(jù)對齊景公的討好奉承而言。根據(jù)《左傳》的記載，梁丘據(jù)侍奉齊景公，國君說行的，他就說行；國君說不行的，他就說不行，即“君所謂可，據(jù)亦曰可，君所謂否，據(jù)亦曰否”。當景公問晏嬰這是不是“和”時，晏嬰斷然地說這是“同”不是“和”，然后就舉了那兩個例子。
顯然，晏嬰在這里對“同”持有一種批評的態(tài)度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同”字在先秦文獻中最初并非貶義�！墩f文》曰：“同，合會也。”《尚書》有“九州攸同”“四海會同”等內容。春秋時期諸侯經(jīng)常有“會同”，《周禮·春官·大宗伯》：“時見曰會，殷見曰同。”“殷”是“眾”的意思，在這里，我們也看不出多少撻伐。而且，如果我們僅將“同”作貶義解，后來人們所謂求同存異及儒家所提出的“大同社會”就不好理解。那么，晏嬰何以有貶義之說？
又據(jù)先秦文獻，“同”字多有出現(xiàn)，如《尚書·盤庚》：“暨予一人猷同心。”《魯頌·閟宮》云“淮夷來同”，等等。大致在商、西周時期，“同”字一般含有順從、一致的意思，即對某種權威或中心的賓服。那么，很好理解，如果這個權威或中心有德愛民，眾望所歸，那么“同”就往往被理解為褒義，如果這個權威或中心并非人心所向，與之相“同”當然就是貶義。梁丘據(jù)對齊景公阿諛奉承、一味順從，體現(xiàn)的就是后者。晏嬰用“同”之貶義來批評他們，順理成章�！蹲髠鳌愤�記載：有一次，齊景公患上瘧疾，久治不愈，梁丘據(jù)就對景公說：“您侍奉鬼神比先君都好，但病仍不見好轉，一定是祝、史的罪過，請‘誅于祝固、史嚚以辭賓’。”對此，晏嬰從民生的角度提出了相反的意見，認為祝、史無過，即使有過，其根源也不在祝、史，而在于國君是否有德。一個是討好國君、極盡奉承，一個是據(jù)德論福、直言勸諫，顯然他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大有不同。
晏嬰贊美“和”而貶抑“同”的道理，可以在孔子所講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的話中，進一步得到印證。三國時期學者何晏釋曰：“君子心和，然其所見各異，故曰不同。小人所嗜好者同，然各爭利，故曰不和。”
晏嬰講“和”與“同”的關系，背后還隱藏著更為深刻的含義。其一，各種事物或因素的差別，是“和”的前提，但差別不是對立，而是能夠做到求同存異、殊途而同歸，實現(xiàn)共贏。其二，在處理人際關系或國際關系時，判斷是非的標準必須是天命人心，而不是嗜好私欲。其三，從更為宏觀的層次看，“和”與“同”具有某種統(tǒng)一性�！豆瓿�·五行》：“和則同，同則善。”《禮記·孔子閑居》曰：“無體之禮，上下和同。”前述《禮運》篇提到的“大同社會”，便是這種“和”的狀態(tài)不斷發(fā)展與演變的結果。由此可見，晏嬰雖僅就君臣關系論及“和”與“同”，但他所表明的崇德義、尚和諧、重民生的理念，可謂意味深長、影響深遠。
（作者系中國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）
